取消医疗器械耗材加成能否实现标本兼治的目标

一看医生，就会列出一大摞清单和一大把账单。人们一直批评医疗费用太高。由于部分医疗器械高值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部分已挂网的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为降低高值医用耗材虚高价格，取消了耗材的加成。羊毛出在羊身上，虚高的耗材价格最后还得患者买单。

2019年6月15日，北京市正式取消医疗机构医疗器械医用耗材5%～10%的涨价政策，医疗机构直接按采购价格收取费用。北京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增加服务收入来弥补消费收入减少的影响，并通过购买数量等模式来降低耗材的整体价格。然而，正如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仍然采用多种手段获得药品效益，单纯取消耗材加成将无法完全解决医疗消费的慢性问题。

2015年以来，随着药品加成的取消总额和药物政策评价两家公立医院着陆后的比例，全面转向以公立医院为支持医疗消费。在医院里，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材料是国产的，价格便宜，报销，但效果并不好;该材料是进口的，效果是好的，但价格昂贵，在他自己的成本。于是二选一，第一种情况下，没有为它的健康另一种选择？进口医疗器械的，昂贵的，没有一个行业的秘密。责任不在医院，医生。

2013年至2017年，公立医院收入结构变化有三个方面。一是药品收入占比由39%下降到31%。二是卫生物资收入由9%增长到12%，其中三级公立医院卫生物资收入增长最为明显，2017年达到14%。三是公立医院服务收入和检查收入分别增长2个和1个百分点。

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最大区别是，保健品收入占比明显偏高，2017年为14%，而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分别只有7%和3%..而在三级医院药品占比不断下降的市场环境下，卫生耗材占比不断增加，这说明三级医院的治疗更加复杂，也说明在药品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大型医院将转向其他可以创造更高收入的领域，卫生材料是重要方面之一。

从上述数据来看，大型公立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的复杂日益加大开发力度，在这方面，尽管政策的推动下，特别是为了满足评估药物占了很大的分母做，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从健康和医疗连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利益，将被送到三级医院对大量手术患者，增加了复杂的治疗和检查的需求。

随着药品比例评估向更加精细化的合理用药评估模式转变，公立医院单纯扩大分母的冲动减弱，但通过医疗联合体获取患者的冲动日益增强。随着医保药品批量购进试点和DRG试点的全面实施，大型公立医院的医药收入日益萎缩，核心住院服务收入也将面临下降的困境。只有提高病床周转率，获得高产病人，才能使收入持续增长。

因此，虽然已经取消了耗材的添加，但是公立医院仍将根据药物添加消除后的趋势，使用各种手段从耗材中获得收益。

药品加成取消之后，公立医院继续从中获利的整个供应链模型或广泛的药房托管等模式开发新药物，但一直难以继续从医院药品受益，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信道向外部实现的。与全国各地取消了药房托管，在公立医院的利益，目前主要集中在药物在医院药房一侧，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加强监管触发，形成了新一轮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因此，取消药品加成和消耗品加成后，与外部建立一个获取收入的特殊渠道仍然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虽然很多地区都组织了批量采购，但仅仅靠服务方的降价很难降低产品价格，就像药品价格虚高一样。毕竟，服务方仍然高度依赖产品来获取利益。

医疗器械销售中的分销环节，层层涨价，层层征税，以及灰色交易的存在，都推高了医疗设备的价格。当局在监测进口医疗设备的价格和质量方面也很薄弱。王晖还指出，国外医疗器械产品在许多消费品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销售环节上，不如国外透明，层层销售渠道附加了相当大的产品成本。

随着两票制用品大部分地区的实施，供应链发言渠道控制终端的权利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将挤压批发商和供应商的利益，迫使他们以接近直接参与供应链业务，整个链条就会因此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的产品将直接从制造商到医院或仅经过一个链上的批发商，这样的渠道确定制造商或批发商的特征将更加紧密地与医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行政政策只能起到治疗医院对消耗品收入依赖的作用。其核心是促进医院服务收入的增长，彻底改变医院的经济实力。当然，精细管理工具的组合也非常重要。从批量采购的角度看，到医保支付价格的出台，耗材医保支付价格的实施将是未来监管的主要趋势，供应链的利润将越来越薄。如果再加上DRG的推出，医院的药品和消耗品支出将受到很大影响。监管工具有效实施后，医院也将被迫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粗放的医药消费方式，提高医院精细化管理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实力以及医院的应用模式。

乐康医疗器械：总体而言，终止医疗器械批发商耗材加成只是阻碍了医院依赖产品的最直接模式之一，但其他模式将继续蓬勃发展。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医院的经济动力和运营模式，再加上组合监管工具的运用，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